甲辰年为农历龙年，龙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五，与其他十一种生肖迥然有别的是，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，它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中想象出来的一种瑞兽，所以自带一种神秘感。数千年来，龙一直是我国的文化与精神标识，不仅如此，散居在地球不同角落的天下华人更是以“龙的传人”“龙的子孙”自称，这无疑又成为了一股无形的血肉情感纽带。那么，龙是否有原型可寻呢？

瑞兽龙的原型

现代意义上的龙或成型于南宋，宋神宗时由于皇家的推崇，道教曾盛极一时，而作为道家极为信奉的神兽之首“龙”，也因此受到了文人墨客的青睐。宰相王安石曾作《龙赋》，将龙“能合能用，能潜能见，能弱能强，能微能章……变而不可测，动而不可驯”的特质与君子的志向结合，从而赋予其新的旨趣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南宋画家陈容所画之龙以夸张的画法、强烈的动感、微茫的墨气以及巧妙运用“借地为雪”之技法堪称一绝。他笔下的龙已有分叉的双角、圆睁的双眼、张开的大口、飞扬的须、尖利的爪，它们或穿梭在群山之巅，或盘旋于云雾之端，或游弋于波涛之间，与我们现在看到的龙几无二致，但是早期的龙却并非如此。

目前考古所知，最早的龙见于辽宁阜新兴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，时代距今约8000年前后，中心墓区北部有巨大的龙形堆石遗迹，全长约19.7米，类似的龙形堆塑在河南南阳西水坡、湖北黄梅焦敦遗址都曾发现。朱乃诚认为，龙的形象来源于鳄鱼，研究证实早在8000多年前的远古时期，在相当辽阔的地域里，先民们的生活就开始与鳄鱼交集，而目前所见大部分遗址出土的鳄鱼遗存均被鉴定为扬子鳄。扬子鳄这种动物生性凶猛，极具威慑力，它头部浮露于水面、夜间目光如炬的习性及其恐怖的吼声，都能使人对其产生敬畏感。而扬子鳄的吼声又与天将下大雨的气象有联系，容易使人联想到扬子鳄具有通天的神威。

以山西运城清凉寺遗址出土的扬子鳄骨板为例，动物考古学家通过对锶同位素研究检测，证实该鳄鱼一直生活在当地。据此可见，最晚在4000多年前，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清凉寺气温远高于今日，应具有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的特征，且还有较大范围的湖泊、沼泽环境，适宜鳄鱼生存。当时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尚且如此，更遑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。

对先民而言，鳄鱼不仅为其提供了食物的来源，而且鳄鱼皮还可用来做娱神祭祀时用的鼓面，在陕西石峁、山西陶寺、灵石旌介村及河南殷墟等遗址都曾发现过用扬子鳄皮做的鼓。扬子鳄古称“鼉”，所以这种鼓又被称为“鼉鼓”。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有“鼉鼓逢逢，蒙瞍奏公”的描述，意为用扬子鳄皮蒙的大鼓响声咚咚，盲人乐师奏起音乐歌功颂德。

龙的原型除鳄鱼外，同时还参考了蛇的形态。浙江良渚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龙纹就是一条盘曲的蛇，该龙纹又与山西襄汾陶寺出土陶盘上龙的特征非常接近。类似的陶盘在陶寺共出土4件，均出自早期的4座王墓（M3016、M2001、M3072、M3073），绘于黑色磨光陶衣上的朱红色龙纹，整体蛇躯麟身，无角无爪，方首圆目巨口，其巨口伸出来的舌头很长，而且分叉，这又与蛇的信子十分相似。这一现象延续至商周时期的龙纹盘，只不过彼时的龙头如果太大，则头内尾外，有些龙头甚至演变成器物的捉手。

此外，早期的文字同样能够唤醒我们遥远的记忆。甲骨文中的“龙”字是个象形字，目前所见皆头上尾下，头角峥嵘，张血盆大口，身躯扭动，此字完美融合了鳄鱼与蛇的相关特征。这一形象除无四肢外，又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海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爬龙几乎一模一样。诚然，龙这一瑞兽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还吸收了其他多种动物的特征，如明人笔记《五杂俎》称龙的形象：“角似鹿，头似驼，眼似兔，耳似羊，项似蛇，腹似蜃，鳞似鱼，爪似鹰，掌似虎，耳似牛”，但最初的原型应是鳄鱼和蛇。

带有龙文化因素的文物

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，山东博物馆馆藏大量蕴含龙文化因素的文物，其种类更是涵盖甲骨、青铜、瓷器、玉石器、服饰等。

鱼龙纹盘。该器通高15.1厘米、口径约33.8厘米，1963年肥城县孙楼公社小王庄出土，为水器，春秋时器。唇沿外折，浅腹，两附耳，圈足外侈，腹外饰夔纹，圈足饰窃曲纹，腹内壁饰一周顺向追逐的鱼纹，盘底饰龙纹。古时盥洗时用匜注水，以盘承接。因系水器，故盘内多装饰与水有关的动物纹样。这种集实用和装饰于一体的器物精美异常，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，给人以自然和谐的视觉效果。

公铸壶。壶既是一种酒器，也是盛水器，汉时甚至还作为量器。这件壶1978年冬在沂水县院东头镇刘家店子村出土，同类器共出6件。该器通高48厘米、口径16.5厘米、底径23厘米，重15.65千克。铜壶有盖，盖顶部有二盘龙捉手，二龙呈追逐状，极其生动有趣，壶口近直，高颈鼓腹，圈足，腹间饰三圈纹饰，上两圈纹饰为蟠螭纹，下一圈为倒三角纹，且内填夔龙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无论是蟠螭纹抑或夔龙纹均为龙纹的变体。该器纹饰精美，工艺精湛，为研究春秋时期的青铜冶炼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此外，该壶腹中部有“公铸壶”的铭文，考虑到同墓还出土了高等级的列鼎及编钟组合，表明该墓主级别很高，极有可能为莒国国君墓。

鲁国大玉璧。1977年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乙组52号墓出土，一同出土的共有18块玉璧，这是其中最大最精的一块。此璧外径为32.8厘米、孔径为11.6厘米、厚0.6—0.7厘米，玉料呈青碧色，玉质晶莹温润，是目前为止国内发现的战国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。玉璧的整体图案又分为内、中、外三区，内层为合首双身龙纹，其间以三道绹索纹相隔成三组；中间饰谷纹，外层为五组合首双身龙纹，龙尾两两相交，形成二方连续，为战国玉璧中的精品。玉璧在古代多为礼天之用，此外还可用作殓葬、朝贺、纳聘、装饰等，大多数情况下祭天又和殓葬密不可分。考虑到此墓主人能同时用18块玉璧殓葬，故极有可能是鲁国国君。山东博物馆新馆穹顶即以此璧为原型设计，也是因为玉璧自古有“苍璧礼天”之寓意。

交龙画像石。此画像石出土于滕州，是我国东汉时期的一件珍贵文物，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。该石材选料上乘，雕刻技艺精湛，堪称汉代石雕艺术的瑰宝。整个画像石采用浮雕的手法，雕刻着两条交错缠绕的交龙图案，交龙身躯蜿蜒，矫若游龙，形象栩栩如生，这种图案常被装饰在古代建筑上或者石柱上面。整体画面布局合理，线条流畅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
织金盘龙纹黄缎袍。这件缎袍出土于鲁荒王朱檀墓，朱檀是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第十子，去世时年仅19岁，此袍出土时就穿在鲁王朱檀的身上。这件龙袍圆领、右祍、窄袖，在胸前、背后及肩部织四团云龙纹。四团云龙纹纹饰相同，盘龙于祥云中戏火珠，双目圆睁，须发上扬，龙爪刚健有力，周饰云气纹。自元代开始，皇族开始禁止百官和民间使用龙纹，这种状态发展至明朝更为严格，这件缎袍亦可见当时皇族的神圣地位。此外，也为我们了解明代的织金技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。

蓝釉黄云龙盘。这件盘高4.3厘米、口径25厘米、底径15.8厘米。折沿侈口，盘身以蓝色为地，黄色为纹，呈现出鲜明的对比。盘中心饰以五爪黄龙赶珠，矫健生动，四周环绕着火焰纹，象征着祥瑞吉祥。龙身蜿蜒曲折，与云纹相互交融，展现出龙在云海间穿梭的壮观景象，内外壁饰二龙赶珠纹，底有“大清乾隆年制”青花三行篆书款。山东博物馆馆藏清官窑瓷器中，龙形象频繁出现，且形式各异，体现了皇家权威与尊贵。这件蓝釉黄云龙盘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，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烧制工艺，彰显了乾隆时期瓷器工艺的高超水平，堪称瓷盘中的精品。

独特的文化与精神标识

自史前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中龙的出现，到商周时期大量的铜器上铸有龙纹或变体龙纹，龙成为时人与祖先、神祇沟通的重要媒介，至司马迁撰《史记》以“祖龙”代指秦始皇，龙便成了帝王、皇家的象征。虽然历代皇权都对龙纹进行过限制，但是这种规定并不严格，《大元圣政国朝典章》载，至元七年（1270），忽必烈始明文规定严格禁止百官和民间使用龙纹，至明清时期这一现象愈演愈烈，龙纹完全被皇权垄断。如今，龙这一被虚构出来的瑞兽，其承载的文化历经8000余年赓续不断的绵延，早已成为华夏文明独特的文化与精神标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西方早期的神话系统中，龙是控制地下恶水的有翼怪兽，是作为正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，象征着灾难和地下世界。后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与诠释，西方龙完全成为了邪恶、魔鬼的化身，所以中世纪很多宗教权力的获得是通过屠龙这个仪式来完成的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内涵抑或外延，东西方文化中的龙并不具有同样的文化属性和标识，所以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。

（作者赵燕姣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王冬梅系山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）